“拖了两个月的歹戏终于落幕”！蔡英文“改组内阁”被批“换挡箭牌”******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陈立非】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27日宣布，由前副手陈建仁接棒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组成新“内阁”。岛内舆论嘲讽说，“拖了两个月的歹戏终于落幕了！”

　　27日，台当局已确定由陈建仁、“副行政院长”郑文灿以及秘书长李孟谚组成所谓的“行政院铁三角”。陈建仁是流行病学家，2015年11月请辞“中研院副院长”，宣布与蔡英文搭档参选。2021年底在蔡英文邀请下申请加入民进党。

　　根据规划，苏贞昌30日将举行临时会率“内阁”总辞，隔天举行新旧“内阁”交接。至于其他人事调整，《联合报》27日称，竞选新北市长失败的林佳龙将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国安局长”陈明通请辞，由台“外交部次长”蔡明彦接任。另外，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将接任“海洋委员会主委”。台湾《中国时报》27日称，“外交部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邱国正、“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以及陆委会主委邱太三等均规划留任，但必须等蔡英文最后拍板。

　　针对新“内阁”，“中广”董事长赵少康讽刺说，“蔡英文推出的是一个难看的不伦内阁”。陈建仁顶着学术光环大力鼓吹高端疫苗，让高端股价一飞冲天，大搞内线交易是“商业不伦”；郑文灿抄袭论文涉学术不伦，还偷抄大陆的论文，是“政治不伦”。台北市议员游淑慧说，民进党每次“组阁”都是辅导“失业者”就职计划。她认为陈建仁根本没有“组阁”的能力和权力，最后仍是派系分赃和“小英意志”。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直言，疫苗争议是民进党去年选举大败的原因，但现在蔡当局重新“组阁”却把当初护航高端疫苗的人放到高位上，说明完全没有检讨、反省。此外，“抄袭”也是民进党去年选举失败很重要的原因，而陈建仁与郑文灿都曾涉嫌抄袭，显然民进党根本不把抄袭当作2022年败选的原因之一。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认为，蔡遭遇2022年羞辱性地方选举挫败，辞去党主席两个月后，现在已经要高唱“重出江湖”，为此派出真正可信任的心腹出任“行政院正副院长”，“哪怕这两个人的罩门已经洞开”。前“外交官”介文汲称，未来一年多，民进党主席赖清德会让蔡英文“痛不欲生”，所以她现在要让赖“痛不欲生”，这次就是把自己的心腹完全派出来。国民党前“立委”江启臣说，未来将看到更多蔡干预“内阁”人事的身影。

　　岛内舆论对新“内阁”也不抱期待。《联合报》27日称，蔡英文在最后一年多的任期找过去的副手“组阁”，向党内各派系传递“我仍是大当家”的信号，新“行政院长”只剩“人形立牌”的功能。该报的社论认为，蔡英文很清楚“九合一”选举已证明了“抗中保台”牌失效，要避免政权被轮替，必须要换人当她的挡箭牌，除了随时待命配合其政治需要进退的陈建仁外，她已无牌可打。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三重原则******

　　【专家视角】 

　　作者：谢惠媛、常舒铭（分别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重视科技伦理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作为培育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重要摇篮，高校应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教育，把科技伦理纳入教学，培养德才兼备、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要取得成效，不仅要遵循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要求，而且要尊重教学规律，聚焦教育对象特点。具体而言，应遵循制度与意识并重、目标与责任并重、规制与引领并重等三项原则。

　　制度与意识并重

　　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导向性，是开展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然而，单凭制度本身不足以激发遵守规范的自觉，不足以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一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从根本上需要深层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作支撑。就行为性质而言，行为之所以被称作是道德的，主要是因为行为者具有道德认知和伦理自觉，自愿恪守道德规范，而不仅仅是因为行为表现得合乎道德。诚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道德行为是“对于道德价值有觉解，为道德而行的行为”。就制度现状而言，目前我国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有待完善、治理体系尚未成形，与科技发展相伴随的新问题往往倒逼制度作出回应，催生新的规则。在转型升级阶段，伦理意识尤为必要且重要。可以说，不管是制度出台前，还是制度执行过程中，科技伦理意识都是最后一道，也是最根本的一道防线。培养伦理意识与加强制度规范，共同构成科技伦理治理不可忽视的着力点。

　　围绕科技伦理治理的着力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双管齐下，激励学生把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需要。有调查表明，一些理工科学生对科技伦理抱有偏见，不重视学习规章制度，或者理解不全面、不透彻，处于“熟知而非真知”的状态。鉴于此，教师应一方面向学生系统讲解我国相关道德准则和法律法规，介绍国际社会伦理建议书或伦理指南，帮助他们明确科技活动有制可依、有规可守，另一方面给他们讲解道德的本质和功用等基本原理，并借助情景模拟或场景再现等方式，引导他们思考该情境中存在的伦理问题，使其强化伦理信念，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从而在价值理念上捍卫科技伦理的权威性。此外，高校还可通过辩论赛、知识竞赛、社会调研和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营造教育氛围，多渠道帮助学生把制度规范内化于心，自觉以制度为准绳，在科技活动中始终保持伦理敏感度，发现与抵制违反科技伦理要求的行为，在个体层面真正做到伦理先行。

　　目标与责任并重

　　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是有目的性的行为活动。这些目标不仅指向物的推进，关乎某一特定科技领域的突破，同时也应指向人的发展，体现“术”与“道”的有机统一。就《意见》而言，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目标、科技伦理原则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人之发展的高度重视。明乎此，才能理解“科技无禁区”的谬误，避免陷入技术“价值中立论”陷阱。与正确理解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培育责任感。责任与目标紧密相连，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科技活动更有可能减少“脱靶”概率、降低伦理风险，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目标与责任相辅相成，充分体现科技伦理的落脚点。

　　着眼于科技伦理的落脚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把握科技活动的目标，培养与提升社会责任感。当前，一部分大学生单纯关注技术的推进，却忽视技术的根本指向，忽略人的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应严格区分研究与应用，主张前者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不应为其设置禁区，也无须承担社会责任。但通观生命科学、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不难发现，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应用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加之，科技领域本身专业性强、技术壁垒高，事前风险研判难度大。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提醒我们，当代科学技术的可控性正变得越来越小，技术对人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清晰把握，只有通过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才能逐步呈现出来，但此时技术已对社会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对此，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引导学生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多个角度思考行为责任，负责任地开展创新性研究。

　　规制与引领并重

　　科技向善具体表现为，科技活动遵守道德准则，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伦理的作用首先表现为，给科技活动提供必要规范，避免其侵害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防止其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除此以外，科技伦理还应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引导科技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使科技更好地造福人类。换言之，科技伦理不仅要扮演好“守门人”角色，为制度制定、伦理审查和监管等提供价值支撑，而且还应为研究指引新方向、提供新空间。

　　从科技伦理的作用功能出发，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掌握与守好科技活动的底线和红线，同时帮助他们合理把握人与技术的共在关系，多维理解生活图景，使其在深化认识过程中激发主动性和创造力，以科技呈现生活的丰富样态，避免技术应用挤压生活空间而导致生活扁平化。这是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良性互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助推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事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事关科技发展方向，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基础性、长远性要素。必须坚持正确原则，切实做到意识与制度并重、责任与目标并重、引领与规制并重，在培养更具伦理精神的未来科技工作者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5版）